本章接下來（後續章節也是）將討論讓核心訊息更具有黏性的做法，我們從亞當斯如何讓「當地焦點」產生黏性說起。
有如一個「封閉箱子」，加上動力和空調系統，進行長期、且千名聚集的健康危險活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3. 美國學者認為：到處停泊下船去活動，千人下船大遊玩，大採購，促進了各國各地的不同病毒傳播。
為什麼會這樣呢？専家發現船員們根本不是醫療人員，他們不太有辦法正確診斷誰真的有毛病，更何況這次的COVID-19是輕微至無症狀為主，當然會許多帶原者（包括了船員自己）還在船艙內到處趴趴走。除了這次COVID-19事件，早在2000年也發生過很嚴重的事件：流感病毒在大船內群聚感染，使得1100名的乘客，有310人染病，嚴重到40位需要住院，而兩位乘客因此流感病毒群聚感染而死亡。回到「大軍艦」上，法國戴高樂號航空母艦、騎士保羅號防空驅逐艦（Chevalier Paul）紛紛傳出COVID-19確診人數。依據2010年，Merit Health Central國際期刊發表，這些大船一出航後，類似事件傳播率（attack rate）通常維持在0.5％～37％左右不等。如何改善大船內的病毒傳播？ 1. 空調設備的改善 只要有效換氣率，避免髒空氣長期滯留於船艙內。
單單一膄法國戴高樂號航空母艦，就有35％的水手染疫。2. 英國的Oxford曾記錄：由於長時間的近距離接觸，傳染病的傳播可以推至二代，甚至四代，傳播很廣。公民社會組織很多依據種族族群平等、文化表述的空間主體，只有少數處理性別歧視，也很少有意圖推動性別平等。
在這段無法自由出門的日子，我細讀了一本考察馬來亞和新加坡女子學校的教育歷史的著作——《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暫譯：學校流散者：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女性、教育和海外華人，1850至1960年代】（紐約：牛津出版社，2018）。民族領袖往往是這些傳統社會結構的優勢者，如果沒有民族「外敵」，他們不會傾向重組社會結構。依據慣例，在傳統父權社會，一家之主是Makcik Kiah的丈夫。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新一代，惟對傳統缺乏反省，尤其是「尊卑」的社會關係——長幼、性別和君臣等關係。
譬如，即便一些女性在她們成長的社會，包括受教育機會，市場差別待遇，家庭地位、財産分配等，也是明顯被歧視的。過去，真正能挑戰民族內傳統勢力是階級革命，但這樣的運動在21世紀幾乎已經銷聲匿跡。
但不少女子學校畢業生發現，自身家庭和社會無法像學校那樣接受她們的新角色。本書詳細介紹兩種類型的女子學校的建立動機和後來的發展，一種是西方傳教士所設立，目的是慈善、教育和傳教。該研究發現，許多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華裔女性，族群身份的認同遠強於性別意識。這些來自日常、傳承，甚至會發生在她們女兒身上的差別待遇，也極少激起對既存制度的憤慨。
首相慕尤丁日前宣布防疫期間的振興經濟方案時，曾以Makcik Kiah（吉雅阿姨）的代稱來說明低收入群體（B40）將如何受惠，其中月入低於4千令吉的家庭可獲1千6百令吉援助金。但這些政策存在的性別歧視，似乎很少成爲話題，也不如族群政治般能激起廣泛議論。當然教會或華社領袖創辦的女子學校，都有父權的視角和期待為了趕上教程進度，不少學校轉用網上教學。
叧外，基層家庭未必有電腦或網絡供孩子網上學習，故網上學習其實也顯示出數碼鴻溝仍是一個社會現實。比如Hani的母親Alaya，就曾打算為兒子找私人中文補習老師，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人願意上門授課[3]。
眾所周知，少數族裔學生原本已缺乏中文讀寫基礎和粤語語境，加上現行中文教育措施的缺陷[2]，他們要追上本地學校中文科程度困難重重。作者：陳凱欣 新型冠狀病毒病肆虐全球，成為全球性流行病。
為減低感染，多國以行政措施規限市民聚集和外出，其中包括停課。隨著疫情發展，可喜的是看到社會上各個團體把防疫資訊陸續翻譯成多種少數族裔語文，同時亦有非政府組織派發口罩、酒精搓手液等物資予少數族裔市民。本文討論以中文科的學習作為焦點。現下，少數族裔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開始因疫情而顯現，教育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同時，由於長時間留在家中，他跟華裔同學和師長接觸時間大幅減少，欠缺語文環境讓他尤其失去中文聽和講方面的訓練。筆者認同要協助少數族裔學生，首要是提高校方的文化敏感度，了解不同群組學生的現實困難和需要，對症下藥，向少數族裔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的網上學習資源，比如有聲導讀文章，或配以發音和字義的寫字練習，這些對缺乏懂中文的家長的學童尤其重要。
首先，他們在家中少以中文與家人溝通，而且中文科講求讀寫聽說四方面，長時間停課導致他們逐漸忘記中文字的讀音和字義，可說是將以往所學白白浪費。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問題，不但影響他們自己，同時影響他們的家人。
而這次因疫情而倉卒推行網上教學，學生因而失去課堂上面對面學習，其中弊端在少數族裔學生身上更為明顯。又或提供更多中文科電子教學資源，讓學校老師可集中精神在教學，通過與學生網上互動照顧到學生的需要。
教育局是時候發揮創意了，而非把在家學習的責任推給學校、家長、甚至學生。少數族裔家長對此也十分焦急。
對於少數族裔學生而言，欠缺語文環境對他們的中文水平負面影響甚大。缺乏語文環境，影響進度 例如有傳媒報道，來自巴基斯坦裔家庭、七歳的Hani就讀本地小學，停課期間學校的網上課程包括填寫工作紙、線上短片與錄音內容，但並無老師線上面對面的授課[3]。但她坦言，一邊要完成自己的大學功課，一邊又要教導7歲的弟弟，使她在停課期間的學習也變得吃力[3]。當教育電子化和數碼化愈趨普遍的時候，電子硬件和網絡服務就成為教育的基本需要。
而提供足夠硬件和網絡資源給學生則是教育局的基本責任。Hani遇上課文學習困難時，無法向老師請教，因而使理解課文的問題越積越多。
香港教育局原訂於4月20日分階段復課，但疫情讓這個安排需推遲至「另行通知」，看來暑假前不會恢復到校上課了[1]。《停課下缺中文語境 少數族裔學童中文程度疫巿退化》。
《新冠肺炎和少數族裔的醫療知情權》。Hani的姐姐Sabi是個大學生，在家裏她需抽時間教導弟弟中文。
針對停課期間如何解決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困難，香港融樂會倡議及傳訊主任鄭鈺憙認為學校可透過視像會議軟件如Zoom來提供正常課堂，又提議學校每天預留30分鐘中文互動語境，増加學生練習中文聽説的機會[3]。可見停課而在家學習的安排，不只涉及學生本身的教育進度，也是家人的壓力來源。《延遲復課 同心抗疫》。《香港少數族裔面對的中文教育問題》。
但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安排，對於少數族裔學生而言，反而使他們遇上更多學習問題現下，少數族裔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開始因疫情而顯現，教育問題便是其中之一。
本文討論以中文科的學習作為焦點。同時，由於長時間留在家中，他跟華裔同學和師長接觸時間大幅減少，欠缺語文環境讓他尤其失去中文聽和講方面的訓練。
《延遲復課 同心抗疫》。對於少數族裔學生而言，欠缺語文環境對他們的中文水平負面影響甚大。
